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牧云庐

牧云以结庐,依田而兴汀。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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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 健:字兴汀(辛汀)号伯雨,牧云庐主。 幼承庭训, 尔后,就学于广州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, 湖北美术学院中国画硕士研究生课程班。2010年拜入鲁幕迅先生门墙研习中国花鸟画。 现为湖北科技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,高级美术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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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学点滴-7《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的画派衍生之变》  

2012-01-19 16:18:23|  分类: 国学点滴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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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的画派衍生之变

09-03-11 新闻来源:东方网

 

        在绵延的中国花鸟画史上,画派渐成,画风传承,自然兼有革新,喜有突破。五代黄筌、徐熙并起,渐成两大系统,以后继续衍生。明代花鸟画演变成四大系统,一为边景昭、吕纪的黄氏体,二为林良、徐渭的大写意体,三为陈淳的简笔水墨淡彩小写意体,四为周之冕的勾花点叶兼工写体。《国朝画征録》卷下则把花鸟画归纳为三派,称“花鸟有三派:一为勾染,一为没骨,一为写意。勾染,黄筌法也;没骨,徐熙法也。后世多学黄筌,若元赵子昂、王若水,明吕纪,最称好手;周之冕略兼徐氏法,所谓勾花点叶是也。……其写意一派,宋时已有之,然不知始自何人。至明林良,独擅其胜,其后石田、白阳辈,略得其意,若其全体之妙,非大有力者学之必败”(李来源、林木编《中国古代画论发展史实》,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4月版,第340页)。

  五代黄筌、徐熙两大系统是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的重要的画派衍生。明代花鸟画的四大系统,亦是考察中国花鸟画派衍生之变的重要窗口。边景昭,字文进,博学能诗,擅画花鸟,继承两宋院体工笔重彩的传统,作品妍丽堂皇,精细工致,韩昂《图绘宝鉴续编》称其作品“不但勾勒有笔,其用墨无不合宜”。传世之作有《竹鹤图轴》、《竹鹤双清图轴》(与王绂合作)、《杏竹春禽图轴》、《三友百禽图轴》等。上海博物馆藏《杏竹春禽图轴》以杏花竹报春讯,以春禽寄春意,满目春光,生机勃勃。吕纪画花鸟画十分出色,他近学边景昭,远师南宋画院体格,敷色绚烂,为明代院体花鸟画家代表之一。上海博物馆藏其《浴凫图轴》作品,很好地处理了浴凫与流水的关系,构图大胆,笔墨流畅,设色雅淡,气息清和,体现了明代花鸟画家的娴熟技法和时空营造能力。林良的花鸟画注重写意,墨气豪放,对于文人水墨写意花鸟画的建树,具有启迪意义。他擅画水墨花鸟,上海博物馆藏其《双鹰图轴》,气势磅礴,鹰目炯炯,枝叶穿插,墨色淋漓,反映了明代院体画之十足神采。徐渭的大写意体用笔简练,不求像物,重在写其意趣性情,故称“写意”。他的画较之以前的减笔写意画更为简约概括,放逸豁达,故谓“大写意”。徐渭十分推崇陈淳、谢时臣、陈鹤。他关注陈淳的写意花鸟之道,曾跋《陈白阳卷》曰:“陈道复花卉豪一世。”在《徐文长文集?书谢叟时臣渊明卷为葛公旦》中赞赏谢时臣的山水劲笔多墨,称“吴中画多惜墨,谢老用墨颇多,其乡讶之”。而对陈鹤的水墨花卉则叹之“滃然而云,莹然而雨,炫炫然而露也,殆所谓陶之变耶”。(明徐渭《徐文长文集?书陈山人九皋氏三卉后》)徐渭的作品题材囊括花卉、草木、瓜果、鱼虫、走兽、山水和人物,尤以花卉著名。上海博物馆藏其《花果图卷》用笔放纵,水墨酣畅,诗画并茂,画坛称颂。上海博物馆所藏《牡丹蕉石图轴》、《拟鸢卷》,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《墨竹卷》、《写生图卷》,南京博物院所藏《杂花图卷》,故宫博物院所藏《墨花十二段图卷》、《四时花卉卷》、《墨花九段卷》,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《杂花卷》,云南省博物馆所藏《水墨花卉卷》等,都是难得的传世之作,从中足见徐渭大写意的精彩笔墨。陈淳,字道复,他的简笔水墨淡彩小写意在画坛占有重要地位。他于晚年创作的花卉长卷颇有特色,有时以四季为序,有时时空交叉,颇见水墨组合的视觉冲击力。上海博物馆所藏《墨花十二种图卷》,画了梅花、兰花、玫瑰、百合、月季、紫薇、秋葵、桂花、芙蓉、菊花、水仙和山茶,姿态各异,繁花烂漫,写意抒情,水墨淋漓。上海博物馆所藏《花果图卷》、《山茶水仙图》、《花卉图册》等也属陈淳水墨华章,令人驻足。其实,说陈淳的花鸟画贵于简笔水墨淡彩的小写意,这只是注重从沈周的水墨写生至陈淳的水墨写意的飞跃而言,实际上陈淳在晚年的花鸟佳作中已呈现泼墨大写意的体貌。徐渭的大写意笔墨就得益于陈淳。世称“青藤白阳”,其实青藤亦源于白阳。论及周之冕的勾花叶兼工写作品,也是探索明代画派衍生之变的必然落笔之处。周之冕的“勾花点叶”源于孙隆、沈周和陈淳之法,他是集大成而用之,推陈而出新。王世贞曾对明代中期三位写意画家陈淳、陆治和周之冕作了评价,所谓“道复(陈淳)妙而不真,叔平(陆治)真而不妙,周之冕撮二子之长”。南京博物院藏《桂子图》和故宫博物院藏《花卉图卷》都是周之冕的代表作。上海博物馆藏周之冕《花鸟图册》的花鸟传神,“勾花点叶”,写意中兼工笔,墨韵中见色彩,从中可以洞察明代画派衍生的脉胳。

  在中国花鸟画的发展史上,尽管画派林立,技法有异,可是在注重写生这一点上,却形成共识,绵延后续。宋徽宗赵佶重花鸟写生,流传诸多佚事。他要求画月季花和牡丹花时仔细观察,能画出不同时间的变化。一次,众画家写生孔雀,只重生动富丽,画孔雀升墩为先举右脚。赵佶告知需细心体察,发现孔雀升高时必定先举左脚,被传为画坛佳话。赵佶重视写生,使创作极受裨益,他的作品被邓椿誉为“妙体众形,兼备六法”。上海博物馆藏赵佶《柳鸦芦雁图卷》,尽得高雅之气,柳叶低垂,吟鸦自在,芦雁嬉水,一派休闲清景。其中神韵之妙,不能说和平时重写生、察细微无关。元代水墨写生画的高手当推陈琳、王渊和张中。陈琳借助写生,突破了传统工笔重彩画技法,以水墨淡彩法描绘物象,形成了富有艺术个性的勾、刷、点、染之法,造型严谨,笔简意高,其《溪凫图轴》为花鸟画史论所褒扬。王渊从写生中得清淡之气,其佳作《花竹集禽图》和《花竹锦鸡图》对后世影响很大。张中在当时被人称为“写生第一”,采用水墨晕染,深得文人写意之神韵,上海博物馆藏其《芙蓉鸳鸯图》,出笔清新典雅,鸳鸯与水极富动势,堪称从写生中赢得生机。陈淳绘画也看重写生,其《漫兴花卉图册》自跋中曰:“古人写生自马远、徐熙而下,皆用精致设色,红白青绿必求肖似物物之形,无纤毫遗者,盖真得其法矣。”他还谈到少年时就“有心于此,既而想造化生物万有不同,而同类者又秉赋不齐而形体亦异”。周之冕则善于观察禽鸟生活动态,落笔皆有生意。其绘画成就自然得写生之妙。清代任颐的画风清丽,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重视写生,善于捕捉生活感受。平时他留意观察花鸟、家畜,往往聚精会神,十分专一。有一次他爬出天窗,翻到屋顶上细察猫儿打架,全神贯注勾画速写,客人来了,不知其去处,最后竟在屋顶上见到他。上海博物馆藏任颐《花鸟册》极富生气,实是其对物象感受的笔墨定格。当然,古人之所谓写生,有异于今天西画中的写生。“天地间,物物有一种生意”(祝允明语),生和意密不可分,写生和写意难以分离。不言而喻,写生就是写物之生气、生意。写生之法推动中国花鸟画生机勃发、绵延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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